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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我想人都有各种面相和身份，我作为企业我可以专著经营企业，但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我应该关心社会问题、政治的问题。
2013年可能是一个启动年，很多东西仅仅是一个形式、仅仅是一个架构，不过我们已经过了一个不容易的十年，下一个十年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。所以我认为2013年是转折之年，意味着我们在速度上、在经济发展的方式上、在经济发展思路上都会有很大的转变。
外在因素都是小因素，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有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中国经济最近的减速是什么原因？是周期性因素还是趋势性的？我认为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的减速，主要是趋势性的。最后才是关于2013年会怎么样？有很多人很乐观，也有很多人很悲观，我是审慎乐观，我担心经济增长速度又快起来，如果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8%以下，对于任何产业、对于中国未来都是好消息。即使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多矛盾、问题需要破解，但是我觉得现在不是最坏的时代，而是最好的时代，最好意味着我们很多矛盾、很多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，坏到不可以再坏的地步，我不认为必须移民。第二个资产价格泡沫，这是发烧的表现。
快速增长事实证明解决不了问题，反而制造了更大的问题。所以，2013年是值得期待的。不要违约，我们可是美国人，但中国人似乎蒙受了巨大损失
所以我认为现在社会批儒的时候，是把所有的问题搅和在一起。我们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互相促进的，但很多政治学者也指出，平等是自由的敌人。干春松：我的这种畏难情绪，你看得很准。这些年出现的几起为母亲复仇（张扣扣、于欢）的案件，都引发了社会巨大的争论，就是上述矛盾的体现。
葛兆光老师批评部分学者谈论天下观念，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否定，是要怀念曾经有过中心边缘的帝国秩序。如此，儒家的命运就决定了，它的困境就在这里。
我觉得如何处理基本人权的平等与人在社会组织、权力结构中的关系，是特别现实的问题。徐复观先生对儒家的社会身份有比较独特的看法，他看到上述两种倾向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儒生身上有奇特的结合，一方面儒家强调仁政、民本等基本价值，这是儒家参与政治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则，并以民本和正统等学说来制约权力。如果生活在南方，尤其是浙江、福建和广东一带的人，应该不太同意列文森的观点，因为他们一直从礼俗的经验中感受到敬天法祖的观念。我个人认为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种借鉴，可以产生很正面的作用。
采访：黄晓峰 我觉得书名很有意思，之前您的《儒学小史》是历时性的著作，而这本书是把儒学放到社会的横截面中来考察。董仲舒也是有原则的，董仲舒在天人三策被汉武帝接受以后，他的学生眭孟就劝汉代皇帝禅让，这就是他的理念，最终招致杀身之祸。他对儒学的最大关切，则是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，或者退一步讲，还能不能发挥作用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，天下的秩序就根本没法理解。
这些新乡贤跟儒家看起来搭不上边，但鼓励城市的精英阶层回乡，能满足叶落归根的心理需求，也能带动一些社会资源为家乡的发展作出贡献，效果比较好。我也关注到个体化的社会，甚至是人工智能的发展，对儒家宗法观念的冲击超乎想象。
而现在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形态，儒家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来说，与民族国家的冲突很大，您怎么看？干春松：刚才我们说到平等的问题，儒家认为从终极的意义上，最后的结果是人和人之间的充分平等。但最近有一些好的苗头，比方说绍兴——我的老家，当地政府强调发挥乡贤的作用，鼓励城市里退休的教师、干部回乡生活。
你不能把儒生看成是投靠权力的政治投机分子，政治投机分子是纵横家。可以把这些尝试看作是新乡贤运动。近几十年来，中国的城市化得到空前的推进，某种程度上说，造成了对传统儒家基本观念的巨大挑战。比方说，越来越多的代孕现象，以及随着生育技术的进步，当人们可以通过细胞复制，通过人工的方式来生育的时候，那些亲情、伦理的基础就都不存在了。对于这些问题，我有另外一个思考的维度，以免牺牲当下的功能来为未来埋单。儒家有天下观，很多建构是建立在天下意识之下展开的。
如果按照突出其批判性特征来定义知识分子，他就只能成为一个游离于社会的批判者。孔子有自己的理念，比如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，但是他为什么要周游列国？为什么孟子要去游说梁惠王、滕文公等人？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统治的区域，属于士阶层，必须要与政权结合，才能把自己的理想发挥出来。
这有两方面的原因，一是加强普法教育，但另一个是，我们现在很多法律的条文脱离了中国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，必然会导致法律效率的折损。在乡村社会里，人们依然是依靠家庭养老，多子多福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。
我现在关心的是，即使中国社会向原子化或个体化的转型不可避免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儒学还能不能有所作为？中国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很明显。社会越往前发展，非宗族化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普遍，生育意愿的降低，核心家庭的形态，对传统的家族化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。
但终究，我还是期待建构一个新儒学的理论体系，迎接来自社会和理论各层对儒学的挑战，成为我的学术研究的总结。《儒学与中国社会十五讲》更多是反映问题，而不是解决问题。到了明代，要像王阳明那样保持独立性，就会被政治体系所排斥，空间越来越小。甚至把中国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都归咎到儒家提倡爱有差等，认为儒家认可了不平等。
这点，我跟葛兆光老师他们有一些区别。现在很多人喜欢去讨论君子人格，强调浩然之气，反而不去讨论儒家的底线伦理。
诸子之争的核心在如何治理国家，如何建立社会秩序，诸子百家其实都关心这些。另一方面，儒生要发挥作用，又很难摆脱秦汉之后的政治格局，成为权力结构中的辅佐者，只能跟皇权结合。
我们认为道德是社会的高阶要求，法律是低阶的要求，但是促使社会顺利运行的是一些基本法律法规，儒家能否为现代中国的法制提供资源，这是我关注这些问题的出发点。在城市已经日渐个体化，而乡村还在家庭化运行的当下，中国还需要提倡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，还需要提倡孝道和亲情。
本文首发于《澎湃新闻·上海书评》 进入 干春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学 现代社会 。在春秋战国这样的混乱时代，要符合仁义原则，事情往往就做不成。我认为，如果不去讨论儒学和传统社会的关系，对儒学的了解就只有一部分。但是我对这个说法有质疑，因为我们从小生活的那些场景告诉我，我们对祖宗的追念，或家里叔叔、伯伯、姑姑、舅舅之间的关系的处理，父母在过年的时候叮嘱的一套拜访亲戚的原则，还有清明节上坟等等，在我们生活中依然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这些东西背后有很大的部分受儒家观念的影响。
中国社会还没有定型，在一个高速运行的社会里，你想去建构一套稳定的新儒家的解释体系，难度实在太大，这是一个现实的考虑。您书中有两讲都是谈法律问题，古代社会有法律儒家化问题，而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又使儒家退出了公共生活，瓦解了儒家化制度的惩戒机制，那么儒家只能成为个人修养了？干春松：我特别同意你这个说法，我以前写过一本书《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》，核心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。
古代社会通过科举制度维持着一个庞大的乡绅社会，因此科举维系着儒家的文化价值和传统制度体系之间的平衡，失去这个平衡，儒家价值观的生存土壤逐渐流失，现在谈儒家的知识阶层，好像主要就只有你们高校教师了，儒家要在社会发挥作用，就很困难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？干春松：以往中国社会一个比较合理的地方，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互动很密切，读书做官、告老还乡。儒学越往后发展，它的独立性越弱。
我反复引用杨度的那句话，即认为民族国家体系是对内文明，对外野蛮。如今该如何理解儒学对于当下社会与个体生活的作用，在接受《上海书评》记者专访时，干春松认为：在传统中国社会中，儒学的主要功能是为整个社会建构和政治秩序提供价值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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